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是我國最早創辦的一所培養商船駕駛和輪機人員的學校。該校的前身與上海交通大學一樣, 都是清末的上海南洋公學。
清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采納我國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閡的建議, 將上海南洋公學改名為高等實業學堂, 設路電🕉、土木、航政等專科🧏🏼♀️。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該校監督唐文治感到我國的航權幾乎盡操在外人手中, 因而應該大力培養本國的航運人才, 以圖自強, 擬將航政專科分出另設專校, 遂委托剛從英國學習海軍回國的南洋公學校友夏孫鵬籌建船校。同年夏天籌備成立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 唐文治兼監督, 夏孫鵬任教務長。先借南洋公學對面的屋宇為校舍, 招生開學, 學製為三年。不久, 在張季直、唐文治等熱心於航運教育人士的創導下,以吳淞炮臺灣江邊百余畝空地為校基, 籌款準備興建校舍✫。後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停建。
1912年,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唐文治辭職👷🏽♀️。當時交通部改聘薩鎮冰上將任校長, 並得到副總統黎元洪捐助的巨款, 吳淞校舍得以建成, 學校自徐家匯遷至吳淞, 改校名為交通部吳淞商船學校🤢。根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 民國元年, 該校自建校舍於吳淞炮臺灣, 原為舊炮臺廢基, 面積都百余畝, 占地廿余畝, 操場三十余畝, 全校造價廿余萬元”。另據沈頤《參觀商船學校記》的描述:“ 該校在吳淞鎮之北, 恰當揚子江與吳淞會流之轉角, 俗稱炮臺灣。地面平廣, 與私立中國公學、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彼此相望。校舍前進, 樓上為辦事人室, 分曹治事。後進樓上、下俱為學生臥室。禮堂在前後進之間, 操場在校舍之前, 遊泳池方廣數丈, 供全校學生練習遊泳之用。”可知當時該校已頗具規模。
初期, 學校僅設駕駛科, 分為正科和普遍科兩種🧜🏻♀️。正科招收中學畢業生, 專授駕駛學及與航海有關的科學。普通拭授以中學的普通學科及與航海有關的科學。學製三年, 在校學習兩年, 一年上船實習。程度好的被派到招商局的船上實習👨🦯🕎。正科畢業生往後可以充任船長,普通科則可擔負船長以下的各等職務👊🏼。
1913年, 薩鎮冰辭職, 夏孫鵬繼任校長🛀🏽。教職員為聘請製, 一般以一學期為限。從兩封校長的親筆聘書, 便可窺知當時聘請教職員的情況之一斑🏰。
“發盛槐臣等函 請任教課 二年十一月五日”
周磐舫、盛槐臣先生公鑒敬啟者茲因本校教授需才敬請先生來校擔任教務每星期授課十二、十五小時，月送薪水壹百二十、壹百元，訂期以癸醜十二月為終止期業經接商妥洽用特函訂敬請公安
二年十一月五日（癸醜十月初八日） 夏孫鵬敬訂
“ 聘職員函”
某某先生惠鑒敬啟者🆒，本年下學期仍請先生擔任本校監學兼庶務職務、監學兼書記職務，會計職務按月送薪水銀╳╳📹、╳╳元🧑🏿🦲，想先生熱心任事當蒙慨允因見函謹以為訂 順請近安
夏孫鵬謹訂三年七月廿七日
此外, 還向海軍部借得保民練船作為實習船；並通過交通部聘請外國人歐克音為實習船船長, 聘請一名英國下級士官擔任船藝課。這說明很重視學生的船上實習💨。學校對學生的紀律教育和體育也很重視🧔🏼♂️。沈頤在參觀記中描述當時的“教室、宿舍既整且潔, 宿舍不用帳,每星期檢查”。沈頤參觀該校時, 正值“本校生與南洋路礦學校生足球比賽, 馳逐雨中, 氣象振奮, 學生服裝整潔, 體格多矯健, 可見斯校之註重於體育也”。
1914年首屆學生畢業。同年下學期開始招收輪機科學生。連續三屆畢業生總共僅60余人, 但分配就業仍很困難🚪；又因辦學經費不足, 學校遂於1915年奉命停辦, 由海軍部接收,改辦海軍學校, 名為“吳淞海軍學校”,為煙臺海軍學校畢業生專修專門課。1921年吳淞海軍學校停辦。
吳淞商船學校停辦後, 航運界人士多方奔走, 為重新開辦吳淞商船學校而出力。南洋大學校長在南洋公學同學會1926年年會報告書中陳述了他為復辦吳淞商船學校所作的努力：“……吳淞商船學校交通部允撥開辦費, 常年經費則須接洽航商分別協助。鄙人籌備至今尚少眉目, 而軍隊屯駐該校來去無常, 實為可慮。昔之船校植基南洋, 情感所系未能忽憩……”。江蘇水產學校航海主任徐祖藩代表吳淞商船學校同學會, 曾聯合肇興輪船公司總船主陳幹清等共八位船長聯名寫信給“英國庚款委員會”,要求從庚款中分撥一部分補助吳淞商船學校作經費。在該校駕駛科畢業同學楊誌雄、徐祖藩等人的奔走籌劃下, 幾經努力, 於1928年由交通部批準復校, 名為吳淞商船專科學校, 以船鈔附捐作為該校經費。校長由交通部長王伯群兼, 旋委楊誌雄接代。
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於1929年秋復校時僅設駕駛科, 招收高中畢業生入學。1930年秋,又開設輪機科, 並建造實習工廠。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 實習工廠內分翻砂間👊🏿、製圖間👨🏿🦲、模型間⟹、鍋爐間🙌、機器間、馬達間、車床間等, 造價三萬元🤜🏻。”一二八事變, 校舍工廠被日軍炸毀大半, 書籍儀器也遭掠奪, 經交通部同意在舊法租界亞爾培路臨時租屋上課🧪💙。
1933年春, 吳淞校舍修復上課, 並獲準附設職業學校。商船職業學校設駕駛、輪機兩科,招收十七歲以下的初中畢業生🏄♀️𓀘。學製三年🧳。兩年校內上課, 一年上船實習。學習的科目除一般的高中課程外, 還教一些必要的專業基礎課。辦學的宗旨是培養低級船員和訓練準備投考商船專科的學生👶🏿。
商船專科學校也設置駕駛👕、輪機兩科, 招收二十歲以下的高中和商船職業學校的畢業生。駕駛科開設28門課程, 每周63學時, 輪機科開設21門課程, 每周68學時, 學習年限都是四年, 上課兩年, 上船實習兩年🤳🏿。如系商船職業學校畢業的, 則可少實習一年。當時駕駛科有學生122名, 輪機科學生74名👨🏻💻。全校教師共有18名。
兩校名義上雖系分設, 而實質上則屬於一體。訓練辦法相同💡。課程互相銜接。這樣不但能夠造就較多的合格的低級船員, 而且亦可鼓勵他們自幼學習航海, 並把自己培養成有學識有經驗的高級船員🧝🏼♂️。學校很重視體育鍛煉, 訂有“吳淞船校學生非得苦練遊泳不可, 否則不得畢業” 的規定, 對學生的紀律養成教育也很嚴格, 而且取得了相應的成效。據國立重慶商船專科學校校刊記載,“吳淞船校曾得全上海第一次學生軍訓檢閱冠軍”🧽。“上海高橋舉行的渡海比賽獲前三名的都是吳淞船校學生”🙏。
1937年八• 一三事變, 日軍發動侵華戰爭, 淞滬軍民奮起抗日。因該校地處火線,校舍💬、圖書儀器俱為日寇所毀, 被迫停辦🪡。1939年, 根據國防最高會議的決定, 在重慶重建商船學校, 改校名為國立重慶商船專科學校, 隸屬教育部, 由高教司司長吳俊升兼任校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的校產由重慶商船專科學校籌備委員會聘宋建勛等三人為接收委員。由他們多方設法將大部分圖書和部分儀器經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運抵重慶🏋🏻。部分吳淞學生也轉入重慶繼續學習🩳。該校設航海🙆🏼♂️、輪機和造船等科, 招收高中畢業生, 入學考試極嚴。駕駛科開設的專業課有21門, 基礎課15門, 均為必修, 在兩年內學完, 後兩年上船實習。輪機和造船專業在校學習三年, 船廠實習一年, 四年畢業👁🤍。駕駛❔、輪機的畢業生, 由交通部發給甲種遠洋二副和二管證書🔒。校址選在江北溉瀾溪的陳姓基地©️。在建造校舍期間, 先租用招商局停在唐家沱的四千噸的江順輪, 於同年十一月正式上課💆🏻。1940年3月江順輪租約期滿, 又借用江北人和場的殷家花園和黃氏祠堂為臨時校舍🧘♂️。不久, 改聘宋建勛任校長🙆♂️。在校長之下, 除設教務長、事務長各一人外, 還專門設有教練長一人。在教練長之下又設駕駛教練員1-2人和輪機教練員1-2人, 負責管理、指導學生在船實習事宜。從該校教練主任郭愁來1942年的《駕駛科實習報告書》可看出, 實習中很強調養成教育和軍事管訓, 對學生的要求極嚴。由船長親自上課, 除航行和天氣惡劣時, 經常於每天午後由船長及教練主任帶領同學操艇至江邊緩流處練習遊泳, 並訂有“ 實習辦法” “ 實習生離船規則” “ 膳食規則” “級長服務規則” “圖書借閱規則” 等規章, 以便管理學生。船長, 大副至茶房、廚工的實習津貼由學校直接付給,使之密切配合實習👴🏻。
1940年復校後第一批學生48人畢業, 均獲得相當的工作, 並有數人奉派留美👨🚒。
1942年溉瀾溪校舍落成, 校舍占地二千余畝🪃。新校舍有大禮堂一幢, 辦公室一幢, 圖書館一幢, 教室二幢, 教職員宿舍各一幢, 新生宿舍兩座, 盟洗室一座, 學生及教職員廚房各一座。遷入新校舍僅一年, 由於學生運動, 教育部下令關閉該校, 劃歸交通大學接辦。
1946年2月, 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聘請周均時為校長, 組織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復校籌備委員會🙎🏽。由於吳淞校舍全部被毀, 乃租用東長治路505號原雷士德工業專科學校為臨時校址😐。當即聘請教授, 添派職員, 招收新生, 於10月14日正式開學👩🏻🚒。所有由交通大學代辦的航海、輪機兩科奉令仍歸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辦理。駕駛專業設置課程31門, 學製五年, 前三年在校學習, 後兩年上船實習。輪機科也是五年製。1948年還辦過一期一年製的電訊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 根據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命令, 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與交通大學航業管理系合並, 改校名為“國立上海航務學院”👩🏽⚕️。交大航業管理系的教授兩名, 講師一名, 助教一名和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均並入航務學院🚶🏻♂️➡️。
1953年全國院校調整時, 上海航務學院遷至大連, 與福建航海專科學校（即集美航海學校） 🫳、東北航海學院等合並成立大連海運學院。
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從它的前身, 即1911年成立的郵傳部高等商船學校開始到1950年與交大航管系合並前為止, 三十九年中向我國航運界輸送1000多名具有駕駛或輪機🐵、造船專業知識的人才。他們的足跡遍及全球, 大多從事水運, 不少成為航運教育、企業管理及運輸船舶之中堅, 為祖國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少貢獻🧜🏿。
（作者：沈長治 瞿企予 周佩民⭕️，論文摘錄於《上海海運學院學報》1983年第9期）